又是一年清明將至。在涉及身后事的話題中，遺囑總是一個很難繞過的部分。立不立遺囑，一份遺囑也許只是寥寥數語，卻不僅是經濟問題、法律問題，背后更蘊含著對遺囑人意志的一種表達。
網絡遺囑向移動端迭代
持續服務等問題存爭議
未表達的情感，未實現的心愿，未告知家人的財產信息……將“身后話”和“身后事”隨時隨地書寫和交代，將生前重要的數據信息保管起來，等故去后再傳遞給至親好友--這并非是情感電影里的橋段，而是互聯網上一些提供遺囑、預囑服務平臺的功能介紹。
最近有互聯網公司推出了這樣一款移動應用：用戶可留下音頻、視頻、文字、圖片等媒介信息，分裝在不同盒子里，每個盒子指定一位接收人，并設定激活機制如：定時發送、失聯后發送、死亡后發送及是否預先告知等。華商報記者聯系該公司了解到，除了免費贈送的激活資格，每個盒子收費每年68元，按使用年限計算。
其實，網絡遺囑在幾年前就出現了。四年前馬航MH370事件發生時，一家經營網絡遺囑的網站曾引起輿論關注。這家網站推出收費的在線遺囑保管箱，幫助用戶備份遺囑、財產、債權等文件掃描件，銀行賬號、保險單號、游戲賬號等信息，遺愿清單甚至私密存檔等，并將遺囑內容指定一個或數個聯系人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雖然網絡遺囑保管從PC端迭代至移動端，一些基礎服務并沒有發生轉變。就拿突然身故來說，這些平臺基本都是按用戶預先設置的登陸頻率來予以識別，假如用戶未能定期登陸，平臺會通過郵件、短信直至電話等手段來聯系和委婉確認。
面對新穎卻又略帶忌諱的網絡遺囑，外界反應可謂大相徑庭。支持的聲音中，大多認為這是寄托情感、為人解難的新工具，了卻逝者心愿，給家人帶去心靈慰藉。不過，也有人對信息安全和持續服務等方面提出疑問。
在某公號一篇介紹網絡遺囑的文末，就有用戶評論稱：“如果網站被黑客攻擊了，銀行賬戶會被泄露嗎？也有用戶提出：”我今年20歲，能撐到我需要交代后事那天嗎？“還有用戶自稱：”曾經我立了一個網絡遺囑，后來沒續費，于是就過期了。"
網上立遺囑界定有難度，公證遺囑效力最強
遺囑是對遺產或其他事務所做的個人處分，屬于單方法律行為。那么，在網上寫下的遺囑是否具備法律效力呢？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》第十七條規定，我國遺囑的形式有5種：自書遺囑、代書遺囑、錄音遺囑、口頭遺囑、公證遺囑。
“從網絡遺囑的內容看，不少是把自書、代書、錄音、口頭等遺囑上傳至網絡保存。”陜西永嘉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姬英凡介紹，繼承法要求，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親筆書寫，簽名，標明年、月、日等；錄音、代書以及口頭遺囑，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。
姬英凡說，從過往法院判例來看，判斷遺囑是否有效的關鍵在于，立遺囑的人是否出于真實的意愿作出。拿最常見的自書遺囑來說，也就是某人過世前自己親筆寫下的遺愿內容，沒有特殊相反的證據，一般會認定有效。但要界定網絡遺囑是否確屬本人意愿有難度。
陜西涇渭律師事務所李德軍律師表示，網上立遺囑是有法律效力的，但這是在不出現爭議的情況下。如果繼承人提出異議，要證明是誰在電腦旁敲下的遺愿內容也不容易。
那么，比較保險的立遺囑方式是什么？兩位律師都推薦公證遺囑。即便不做遺囑公證，起碼是在繼承人和權利人都知情的前提下，協商后將遺囑內容寫清楚。
李德軍表示，雖然5種遺囑形式都是具備法律效力的，但是從法律效力的高低程度來看，公證遺囑是最高的。因為，這種遺囑有了第三方、具備權威效力的機構為內容進行了見證，一旦發生糾紛，公證遺囑也最為真實有效，最難以被推翻。
提供遺囑保管的機構漸多，西安立遺囑人群年輕化
近日，已經發布了近五年“遺囑白皮書”的中華遺囑庫進入公眾視野。作為提供遺囑第三方保管的公益組織，其在北京掛牌運行，并在天津、廣東、江蘇等地設立分庫。華商報記者致電中華遺囑庫了解到，目前在陜西暫時還沒有網點，但接受跨省遺囑保管辦理。
有行業人士介紹，國內提供遺囑保管的除了一些網絡公司，實體組織則有公益基金會和各省市公證處，像中華遺囑庫就屬于前者。華商報記者了解到，陜西省社會福利發展基金會也提供遺囑寄托服務，此外公證部門也承擔這項法定業務。
由于提供遺囑保管的機構諸多，總數難有統計，這意味著，國內遺囑具體訂立量不詳。
各類遺囑中法律效力最高的公證遺囑，目前由全國各地的公證單位辦理，數量也相對可查。記者從西安司法部門了解到，最近幾年，西安每年辦理遺囑公證的數量平均在200多件，大致和其他一些省會城市相當。
據西安市公證處副主任夏秀武介紹，近年來辦理公證遺囑的人群，出現年輕化趨勢。他表示，一般立遺囑的以70-80歲的老人居多，但也有30、40歲就立遺囑的人。可以說，中青年辦遺囑公證已不算是稀奇事。
夏秀武說，其實立遺囑人群年輕化不難理解：不少家庭財富快速積累，一些企業負責人防患遺產紛爭；其次是過去人們普遍忌諱立遺囑，隨著文化認識的轉變，立遺囑多了、時間也提前了；另外，還有一些特殊情況，比如常年外出防患于未然，或者身患疾病。
從遺囑內容來看，西安地區的公證遺囑大多涉及房產、股權和存款分配。記者還從陜西多家律師事務所了解到，房產是遺囑處置中最常見的財產類型，這與中華遺囑庫公布的全國數據也比較吻合：因為房產價值的上漲，導致房產成為個人主要財產之一。在該庫登記遺囑中，處理房產的比例占到99.69%。
除了傳統觀念制約
產權等因素也影響遺囑訂立
在國內，遺囑訂立比例仍然偏低。有消息稱，目前我國成年人訂立遺囑比例約在千分之一，西方發達國家立遺囑的比例在八成以上。
與人口自然變動對比，西安每年幾百件的公證遺囑也不多。《2017西安統計年鑒》顯示，2014-2016年，全市人口增長呈高出生低死亡，出生人數分別為8.7萬、8.8萬和10.12萬人，死亡人數為4.71、4.78和4.74萬人，這樣算下來，辦理遺囑公證的不足1%。
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石英分析，遺囑普及度不高，一方面和傳統文化影響有關，許多家庭沒有立遺囑的觀念和需求，“在傳統觀念里，子承父業，就像父債子還一樣天經地義。這是過去農耕社會的生產方式、家庭結構所決定的。一家人住的是祖宅，是家族共有資產，不是個人的，吃飯在一起，勞動在一起，財產是共同勞動形成的。”另一方面也和過去私產不足有關，由于社會財富的不斷再分配，不少人覺得無財產可立。
按照中國人傳統，子女對父母的財產存在天然期待。這種期待被打破，就可能是引爆爭吵之時。據臺灣媒體報道，知名作家李敖3月18日辭世，長女李文隨后就發布聲明，要求看遺囑并表示會打親子關系的訴訟爭取認祖歸宗。
曾接觸過多起遺產糾紛的姬英凡說，因為遺產分配而導致母子、兄弟對簿公堂的案例并不鮮見。而這背后，實際上是各方對財產分配份額的質疑，“子女往往覺得，父母的應該就是我的。有兄弟姐妹的，大家想當然覺得就應該平分，甚至遺囑本身也可能成為爭議的焦點。”
夏秀武表示，除了傳統觀念和習俗制約，遺囑能否順利訂立還需要考慮所分配財產產權、遺囑人條件等現實因素。他說，遺囑公證要遵從訂立者意愿，遺囑人具備完全行為能力，簡單說就是意識清楚、表達清晰，不糊涂。同時，遺囑分配需要考慮權利褫奪因素。另外，遺囑分配中常見的不動產財產，需要先明確相關產權權利，例如：產權不明的公有產權房、子女或他人出資購買等因素，也可能影響遺囑的訂立。
對遺囑共識是法治社會的轉變
這個過程可能不會太長
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是，在老齡化日益加劇的今天，作為財富傳承工具的遺囑正日益被重視。李德軍表示：“在目前法院審理的遺產糾紛中，有大量因為沒有遺囑或者遺囑不符合《繼承法》規定的形式要件而無效，導致繼承難問題。所以，訂立符合法律要求的遺囑，可以更好的避免家庭糾紛的發生，也可以利用遺囑的方式完成更簡便的繼承手續。”
石英認為，傳統聚居和共同生活的經濟基礎正在逐漸消失。隨著家庭小型化和資產登記的日益完善，特別是家庭可分配財產的增加，父母的財產中，子女的貢獻部分已經很少。
“經濟獨立了，也就意味著老人更有了自主處理財產的底氣。”石英表示，其實對于遺囑認識的轉變，也反映出我國由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的過程，而在這個過程中，并不會很漫長。正如英國法學家梅因在《古代法》一書中所說:“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，到此處為止，是一個從‘身份到契約’的運動。”相對于舊有的財產分配觀念，遺囑是一種契約，意味著我們是獨立的個體，我的財產可以由我來做主決定。
本地民俗文化專家王智表示，過去遺囑訂立比例不高，還有一個原因可能和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有關，對于遺產繼承,很多人會覺得沒有立遺囑的必要。未來隨著我國家庭組成結構逐漸變化，對于遺囑的需求也會增加。
有法律專家表示，從長遠來看，減少財產繼承糾紛，既需要公眾轉變觀念，正確認識遺囑的訂立，而政府和其他社會角色也不應旁觀。他說，除了效力最高的公證遺囑，目前國內推動遺囑登記和普及的公益機構也在增加，并制作了遺囑范本和建立了自己的數據庫。但整體來看，這類組織數量仍然偏少，而且缺乏一套完整的標準，如果能給予各類組織更規范的支持，也有助于遺囑普及的工作。 華商報記者 李程
